--兼析元祐年间“调停”说的起因与影响

一

北宋时期党争剧烈，陷于党争的“君子”、“小人”互以“朋党”之名攻讦对手，危害日深，如南宋人罗大经所云：“自庆历以前，无君子、小人之名，所谓本只一家者也，故君子不受祸。自庆历以后，君子、小人之名始立，则有自家、他家之分矣。故君子之受祸，一节深于一节。”故对于朋党现象及其政治危害，宋代士大夫大多有论析。于宋哲宗元祐年间两拜宰相的范纯仁对此亦有深刻的认识，并在其执政期间多次倡言以朋党之名相互攻讦之害，主张“调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元祐年间的新、旧党之间和旧党内部愈演愈烈的党派之争。

范纯仁(1027—1101)字尧夫，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名臣范仲淹(字希文)次子。皇祐元年(1049)进士及第。治平间为侍御史，因论“濮议”而出通判安州。宋神宗熙宁初召还，任同知谏院，又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出知河中府。宋哲宗即位，召除给事中，元祐元年(1086)任吏部尚书，寻同知枢密院事。三年，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四年，范纯仁因言官攻讦其“党”蔡确而罢相，出知颍昌府，徙知太原、河南二府。八年，复召拜右仆射。哲宗亲政，再罢相出知颍昌府等，后被贬武安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建中靖国元年(110工)卒，谥忠宣。其事迹见曾肇《范忠宣墓志铭》及《宋史．范纯仁传》等。

范纯仁有关“朋党”的论说，主要见诸其于元祐前期任职枢密院和初拜宰相时所上奏章之中。然与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宋代多数士大夫所主张的“君子有朋”、“小人无党”之说不同，范纯仁认为“朝臣本无党，但善恶邪正，各以类分”而已，并鉴于“前世朋党之祸”，极力反对以所谓朋党之罪贬责朝臣。范纯仁此论，因其宰相身份而影响政坛甚大。对于欧阳修等朋党论及其与北宋政治、社会等关系、影响，今人论述颇多，然少有述及范纯仁之朋党观及其与元祐政治关系者，故本文即据有关史料论析之，兼及元祐年间“调停”说的起因与其影响。

二

宋代士大夫议论朋党者，以欧阳修所撰之《朋党论》最为著名。范纯仁的朋党观，亦与欧阳修《朋党论》关系颇深。范纯仁于元祐初撰有《缴奏欧阳修(朋党论)》一文，略云：

近日颇有匪人架造谤言，毁黩良善，始以疑似之事，玷污一二忠臣，渐兴朋党之名，将以尽逐善类。若陛下辨之不早，必致邪正难分，眩陛下知人之明，失陛下求治之意，浸成邀卦、否卦之象，则是小人道长，亦恐圣功难成。……臣又闻孔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又曰：“乡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大抵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是君子不免为小人所恶，故虽众而必察。若专取善人之好恶，則不善人架造之言易为辨明。若不追监前言，无由防其微渐。臣窃见本朝欧阳修作《五代史》，于《六臣传》后论及朋党之事，辄敢备录上进，伏望万几之暇略赐观览，庶几仰裨四聪之万一也。

元祐初，宣仁太后当政，起用旧党，贬斥新党出朝。此时范纯仁针对有人“渐兴朋党之名”，用以“毁黩良善”、“尽逐善类”，故特意抄录欧阳修《朋党论》上进，并又点出欧阳修《新五代史．六臣传论》，说明朝臣私结朋党以及用“朋党之名”攻讦“君子”之害，以期天子分辨“君子”、“小人”，而近“君子”、远“小人”，化解渐趋激化的朝中党派纷争，以“裁成天地之化”而致天下太平。

是文亦收录于《宋朝诸臣奏议》卷七六，题《上哲宗进欧阳修{朋党论>》，皆注云撰于元祐元年范纯仁初任同知枢密院时。然《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录是文于元祐二年五月，注曰“纯仁所言不得其日”；又曰“纯仁奏更详之，或移人王觌贬时”。并于元祐三年五月王觌贬官时，云范纯仁上奏营救，“因录进欧阳修《朋党论》”，并注曰“此据曾肇《(范纯仁)墓志》”。《东都事略。范纯仁传》亦云，范纯仁“元祐三年拜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谏官王觌坐论朋党贬，纯仁复为辨君子、小人朋党之异，因极言前世朋党之祸，并录欧阳修《朋党论》以进”。当亦据曾肇《墓志》。此说恐不然。因是文中仅言及“近日”有“匪人”“渐兴朋党之名，将以尽逐善类”，若“辨之不早”将危害不细，与元祐三年党争剧烈，范纯仁向当政太后直言“朝廷本无朋党”的观点大有不同。又南宋汪应辰曾云：“旧见范忠宣、王正仲、曾子开皆云元祐间有朋党之论，忠宣辨尤力，录欧阳公《朋党论》以进。忠宣《奏议》、《言行录》皆可考，然竞不知何人为党论，其论指何事也。后得一书目《元祐密疏》者，有刘器之一章，分王安石、吕惠卿、蔡确之党，各具姓名于其下，方知忠宣所争者此也。”可证曾肇所撰《墓志>>故意将范纯仁录进《朋党论》之时定在元祐三年，实有难言之隐，即为掩饰刘安世等“分王安石、吕惠卿、蔡确之党一事。

范纯仁所进的欧阳修《朋党论》撰于庆历四年(1044)，是为支持范仲淹“庆历新政”而作。其《朋党论》的主要观点是“君子有朋”而“小人无党”。欧阳修认为“君子以同道为朋”，而“小人以同利为朋”。其“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而“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知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因此，“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从古代朋党史发展来看，北宋庆历时期是一个重要阶段，而朋党观至此亦发生了重要变化。在此以前，《尚书．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以及《论语．为政》“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群而不党”等祖训，对士大夫影响极其深刻，故东汉、晚唐时期，虽党争蜂起，但却对“朋党”二字讳莫如深。如唐代“牛李党争”之主要参与者李德裕曾撰《朋党论》，以为“治平之世，教化兴行，群臣和于朝，百姓和于野，人自砥砺，无所是非，天下焉有朋党哉!”而指责“今之朋党者，皆依倚幸臣诬陷君子，鼓天下之动以养交游，窃儒家之术以资大盗”。又唐宰相李绛在回答唐宪宗“人言外间朋党太盛”之问时说：“自古人君所甚恶者，莫若人臣为朋党，故小人谮君子者必曰朋党。何则?朋党言之则可恶，寻之则无迹故也。”并声言“夫君子固与君子合，岂可必使之与小人合，然后谓之非党邪!”但人宋以后，士大夫却认为自古即有朋党。北宋初王禹偶撰《朋党论》指出：“朋党之来远矣，自尧、舜时有之”，既有“小人之党”，同时又有“君子之党”。发展至欧阳修撰《朋党论》时，不少士大夫接受了“君子有朋”之说。如范仲淹在回答宋仁宗“白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之问时，即明确宣称：“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即“君子”结“朋而为善”，有利国家，而“小人”才结党为恶，危害朝廷。因欧阳修《朋党论》通过义与利两方面的分析，从而“充分肯定了君子结党在义理上的必然性与在治天下中的必要性”，所以为不少两宋士大夫尤其是理学家所接受。

欧阳修作《朋党论》，既是当时党争渐趋加剧的产物，同时因其提出要尽逐“小人”，故也进一步激化了朝中矛盾。据南宋周必大载：“仁宗时，吕夷简为宰相，范仲淹为侍从。仲淹危言正论，多议朝廷得失，夷简怒而逐之。士大夫往往直仲淹而罪夷简，夷简则指以为党，或坐窜逐，而朋党之论遂成。赖仁宗圣学高明，力排群议，擢仲淹参贰政事，于是党论不攻自破。当是时，欧阳修盖尝为夷简指为党仲淹者，故其为谏宫也，首著《朋党论》。”此外，欧阳修还有一篇论说朋党的重要文章，即范纯仁提到过的《新五代史．唐六臣传论》，略云：

呜呼!始为朋党之论者谁欤?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谓不仁之人哉!……夫欲空人之国而去其君子者，必进朋党之说；欲孤人主之势而蔽其耳目者，必进朋党之说；欲夺国而与人者，必进朋党之说。夫为君子者，故尝寡过，小人欲加之罪，则有可诬者，有不可诬者，不能遍及也。至欲举天下之善，求其类而尽去之，惟指以为朋党耳。……故曰欲空人之国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党罪之，则无免者矣。夫善善之相乐，以其类同，此自然之理也。故闻善者必相称誉，称誉则谓之朋党，得善者必相荐引，荐引则谓之朋党，使人闻善不敢称誉，人主之耳不闻有善于天下矣，见善不敢荐，则人主之目不得见善人矣。善人日远，而小人日进，则为人主者，伥伥然谁与之图治安之计哉?故曰：欲孤入主之势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党之说也。

对是文中观点，今有学者认为是“反朋党论”的，指出“作为宋代‘君子有党’论的倡导人，欧阳修曾是一位彻底的反朋党论者”，而其“转而宣扬‘君子有党’论”的原因，是因其“被吕夷简‘指为党仲淹者’，故转而宣扬君子结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案此说大不然，《新五代史》成书实在庆历年之后。o又分析《唐六臣传论》云云可知，欧阳修所痛恨的乃是“小人”利用“朋党之论”蛊惑“人主”，以达到“欲空人之国而去其君子”、“欲孤入主之势而蔽其耳目”的目的，故并未与《朋党论》中所倡导的“君子有党”说相冲突。即《朋党论》是从“君子有朋”及君子结党对治天下之作用的角度加以论析，而《唐六臣传论》乃着眼于分析“小人”借口“朋党”说以攻去朝中“君子”的危害。对此，南宋周必大明白指出：欧阳修著《朋党论诤“曰小人无朋，同利则暂相党引，见利则反相贼害，惟君子修身则同道相益，事国则同心共济。其后为《五代史．六臣赞》，又反复言之”。这是因为欧阳修《朋党论》出，大大激怒了反对者。《儒林公议》载：“范仲淹、富弼初被进用，锐于建谋，作事不顾时之可否．时山东人石介方为国子监直讲，撰《庆历圣德诗》以美得人，中有“瞧仲淹、弼，一夔一契’之句，气类不同者恶之若仇。未几，谤訾群兴，范、富皆罢为郡。介诗颇为累焉”。由于“自昔人君最恶者朋党，而人臣之得罪，亦无大于此”，即天子认为“人臣”而朋党者为“不忠”、“不正”、“不公也”。因此，宋仁宗对于“君子有党”论的看法是：“朕闻至治之世，元凯共朝，不为朋党。”而今日“承平之弊，浇竞相蒙，人务交游，家为激讦，更相附离，以沽声誉，至或阴招贿赂，阳托荐贤”。结果失去天子信任的范仲淹、富弼等人，被免官出朝。

庆历新政的失败，对欧阳修影响颇大。据载石介“为《庆历圣德诗》，遂偃然肆言，臧否卿相不少贷”，孙复闻之曰：“为天下不当如是，祸必自此。”始欧阳修“犹未以為然，及朋党论起，始悟其过，故嘉祐、治平之政施行，与庆历不同。事欲求成，亦必历更而后尽其变也”。因此，欧阳修于皇祐间撰《文正范公神道碑》时，特地写出范仲淹起初虽与宰相吕夷简冲突激烈，然“及吕公复相，公(范仲淹)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欢然相约戮力平贼，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此时的欧阳修并未放弃“君子有党”论，但因身经激烈党争的历练，使其对“君子”与“小人”、朋党与朝政等有了更深的考虑，故而利用为范仲淹撰写神道碑的机会，特意写出范仲淹、吕夷简和解之事，以欲消弭党祸。

《新五代史》原属欧阳修私修之史，至熙宁五年(1072)欧阳修卒，宋神宗八月“诏其家上之。十年五月庚申，诏藏秘阁”。①由于“君子有党”说曾遭宋仁宗的驳斥，故范纯仁借《新五代史》已得宋神宗的肯定而藏人禁中秘阁，而《新五代史》之“《六臣传》后论及朋党之事，辄敢备录”欧阳修《朋党论》“上进”，以期圣上“观览”后能“仰裨四聪之万一”，来识别“君子”、“小人”之不同，明白“小人”以朋党诬陷“君子”的危害，从而达到天下大治的目标。

三

范纯仁虽对欧阳修的《朋党论》、《唐六臣传论》都甚为重视，但因北宋中期以后党争日趋激烈，故使其朋党观前后变化甚大．如范纯仁起初甚反感欧阳修记叙范仲淹与吕夷简“欢然”和解之举；其于英宗、神宗朝弹劾官员时，文字亦十分激烈，往往以“奸邪”相攻讦。然至元祐初虽奏进欧阳修《朋党论》，言辞却大为平缓。此后随着政治环境渐趋恶劣，范纯仁更是屡屡宣称朝臣“无党”、“朋党难辨”，“何烦分辨党人”，多方调停朝中党派之争。

（1）范纯仁削去《范公神道碑》中有关范仲淹与吕夷简“解仇”之记载

皇祐四年(1052)，范仲淹卒，范纯仁礼请乃翁挚友欧阳修为撰《神道碑》，但却对欧阳修所记范仲淹已与吕夷简“解仇”之文字绝不接受，于刻石时削去之，欧阳修对此大为不快。两宋之际张邦基《墨庄漫录》云：

公(欧阳修)初以范希文(仲淹)事得罪于吕相，坐党人远贬三峡，流落累年．比吕公罢相，公始被进擢。及后为范公作《神道碑》，言西事，吕公擢用希文，盛称二人之贤，能释私憾而共力于国家。希文子纯仁大以为不然，刻石时，辄削去此一节，云：“我父至死未尝解仇。”公亦叹曰：“我亦得罪于吕丞相者，惟其言公，所以信于后世也。吾尝闻范公自言平生无怨恶于一人，兼其与吕公解仇书见在范集中，岂有父自言无怨恶于一人，而其子不使解仇于地下!父子之性，相远如此。”

此事虽被范纯仁削去，但欧阳修文集所载《范公神道碑》中仍保存这段文字。是否欧阳修所记，如范纯仁所言并非事实?其实此事，宋人文献中多有记载，如与范纯仁同时的苏轼即记载道：

范文正公笃于忠亮，虽喜功名，而不为朋党。早岁排吕许公，勇于立事，其徒因之，矫厉过直，公亦不喜也。自越州还朝，出镇西事，恐许公不为之地，无以成功，乃为书自咎，解雠而去。其后以参知政事安抚陕西，许公既老居郑，相遇于途。文正身历中书，知事之难，惟有过悔之语，于是许公欣然相与语终日。……故欧阳公为《文正神道碑》，言二公晚年欢然相得，由此故也。后生不知，皆咎欧阳公。

苏轼声称范仲淹“虽喜功名，而不为朋党”并非史实，只是因其记载此事时的政治环境严酷，而不得不如此说。但苏轼所云“后生不知，皆咎欧阳公”之“后生”，实指范纯仁。至南宋，朱熹即因“近得周益公书论吕、范解仇事”，而对门人述说其因由：范仲淹初遭宰相吕夷简打压，其后“吕公再人(相)，元昊方犯边，乃以公(范仲淹)经略西事，公亦乐为之用，尝奏记吕公云：‘相公有汾阳之心之德，仲淹无临淮之才之力。’后欧阳公为《范公神道碑》，有‘欢然相得，戮力平贼’之语，正谓是也。公之子尧夫乃以为不然，遂刊去此语”。而范仲淹致吕夷简之“奏记”，“今(范)集中亦不载，疑亦尧夫所删”。并评论道：“范公平日胸襟豁达，毅然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既为吕公而出，岂复更有匿怨之意?况公尝自谓平生无怨恶于一人，此言尤可验。忠宣固是贤者，然其规模广狭，与乃翁不能无间，意谓前日既排申公，今日若与之解仇，前后似不相应，故讳言之，却不知乃翁心事政不如此。欧阳公闻其刊去碑中数语，甚不乐也。”又说：“吕申公斥逐范文正诸人，至晚年复收用之，范公亦竭尽底蕴而为之用。这见文正高处，忠宣辨欧公铭志事，这便是不及文正。”

由此可见，当时范纯仁认为正、邪不并立，其父身为“君子”党之首领，绝无与“小人”之魁“解雠”之事，纵有，亦须讳避之。

(2)范纯仁于“濮议”中攻讦欧阳修为“奸邪”

范纯仁“君子”、“小人”不并立的观点，在治平年间“濮议”之争中更有淋漓发挥。不但是传统意义上的“小人”，就是《朋党论》的著者、宣称“君子有党”论、并以“君子”自居的欧阳修(时参知政事)，庆历新政的重要成员韩琦(时宰相)，也因“濮议”，与御史范纯仁等意见对立，而被攻击为“奸邪”、“首恶”以及欺君之“权臣”。如治平三年(1066)正月壬午，御史吕诲、范纯仁、吕大防合奏日：

豺狼当路，击逐宜先，奸邪在朝，弹劾敢后。伏见参知政事欧阳修首开邪议，妄引经据，以枉道悦人主，以近利负先帝，欲累濮王以不正之号，将陷陛下于过举之讥。朝论骇闻，天下失望。政典之所不赦，人神之所共弃。哀、桓之失既难施于圣朝，褒、犹之奸固难逃于公论，当属吏议，以安众意。

是月癸酉，又奏曰：

修备位政府，……希意邀宠，倡为邪说，违礼乱法，不顾大义，将陷陛下于有过之地，而修方扬扬得志，自以为忠。……而又牵合前代衰替之世所行缪迹，以饰奸言，拒塞正论，挟邪罔上，心实不忠。为臣如此，岂可以参国论哉!琦庇恶遂非，沮抑公议，(执政曾)公亮及(赵)槃依违其间，曾不辨正，亦非大臣辅弼之体。伏望圣慈奋然独断，将臣等前后章疏付外施行，庶分邪正，以服天下。

如此激烈的言辞，其目的即欲“能击去奸恶，肃清朝纲”。而范纯仁为打动天子，更上奏声言“秦、汉以来，母后方预少主之政。自此权臣欲为非常之事，则必假母后之诏令以行其志，往往出于逼胁，而天下卒不知事由权臣”．此所谓“权臣欲为非常之事”，实为“人臣”十恶不赦之大罪，故韩琦见到范纯仁奏章后感慨道：“琦与希文，恩如兄弟，视纯仁如子侄，乃忍如此相攻乎?”结果因为“御史以为理难并立”，宋英宗决定留宰执而“出御史”，于是“劾宰相韩琦不忠五罪”、“劾欧阳修首开邪议”的吕诲、范纯仁、吕大防三御史被黜。

上述吕、范等于正月壬午合上之奏文，亦见于《范忠宣集。奏议》卷上，题《奏论执政尊崇濮王邪议》，然其首作“臣伏见执政首开邪议，妄引经证，以枉道悦人主，以近利负先帝”云云，而无《长编》所引奏章之首语“豺狼当路，击逐宜先，奸邪在朝，弹劾敢后”以及欧阳修之名，此当为曰后收入文集时所删改。

吕、范诸人在“濮议”中，动辄以“奸邪”、“不忠”攻击与自己政见不合者，成为宋代党争史上一大恶例，使政坛环境更趋恶劣。此后，党争双方均自称“君子”，而互以私结朋党、危害君权的罪名相攻，无有止日。由此，宋天子对“君子有党”说甚为反感。如宋神宗即位初，滕元发“问治乱之道，对曰：‘治乱之道，如黑白东西，所以变色易位者，朋党汩之也。’神宗曰：‘卿知君子、小人之党乎?’曰：‘君子无党，辟之草木，绸缪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无朋党，虽中主可以济，不然，虽上圣亦殆。’神宗以为名言，太息久之”。因为此，亦因历事既多，范纯仁对动辄以“朋党”攻讦异见者的危害有所认识，其朋党观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3)元祐前期范纯仁宣称“朝廷本无朋党”以和缓党争

宣仁太后垂帘听政之初，倚靠司马光、吕公著等旧党以逐去新党，故朝中斗争主要发生于新、旧党之间。为此，元祐元年初拜同知枢密院事的范纯仁即上《缴奏欧阳修(朋党论)》，欲使当政太后识别“君子”、“小人”，庇护“君子”，以免抱成团的“君子”被“小人”攻击是朋党，引起“人主”恶感而被逐。但随着朝中党争愈演愈烈，不但新、旧党之间生死相搏，即是同属旧党的洛、蜀、朔诸派间亦大起干戈，水火不容：“故方其始也，非惟排斥小人之党，而君子亦自分党，内自相攻，如洛党程正叔为领袖，朱光庭、贾易等为羽翼，川党以苏轼为领袖，吕陶等为羽翼，朔党以刘挚、王岩叟、刘安世为领袖，羽翼尤众”。如元祐三年五月初，授欧阳菜(欧阳修子)为著作郎、实录院检讨官，被称作“殿上虎”、自认“志在徇公，深嫉朋比”的右正言刘安世即上章“论奏欧阳菜朋党奸邪，不当尘玷太史”。待朝廷改授欧阳柒为集贤校理后，刘安世仍不依不饶，宣称欧阳荣“特以阴邪附会，取悦权贵”，并且“自来与程颐、毕仲游、杨国宝、孙朴交结执政吕公著、范纯仁子弟，荐绅之间号为‘五鬼”，一定要宣仁太后罢去欧阳菜新职，以“破执政之私谋”。有鉴于此，范纯仁为避免日趋激化的党争危及王朝统治，不仅尽力调和旧党间的矛盾，对遭到攻击的新党成员也屡施援手。

史称当时“言者攻吕惠卿、章惇、邓绾，(范)纯仁为救解，因言：‘臣尝为绾诬奏坐黜，今日所陈，恐录人之过太甚，实系国体。’宣仁后嘉纳，因下诏书，前日希合附会之人，一无所问。学士苏轼发策问，为言者所攻，韩维罢门下侍郎补外，纯仁奏：‘轼无罪，维尽心国家，不可因谮言黜。”’

又元祐三年四月，試御史中丞胡宗愈擢拜尚書右丞，谏议大夫王王觌即上疏弹劾：“宗愈自为御史中丞，论事建言多出私意，与苏轼、孔文仲各以亲旧相为比周，力排不附己者，而深结同于己者。操心颇僻，岂可以执政?”却反遭落职“与外任差遣”的处分，为此吕公著、范纯仁、刘挚等宰执皆劝说太后收回成命，但太后不依，并声言“朋党甚多，宜早施行，恐于卿等不便”，故范纯仁特退而上疏曰：

以臣愚见，朝廷本无朋党，只是善恶、邪正，各以类分。陛下既用善人，则匪人皆忧难进，遂以善人之相称举者，皆指以为朋党。

范纯仁又以庆历党祸为例，奏云：“昔先臣与韩琦、富弼，蒙仁皇同时用为执政，三人各举所知，引用忠良。有匪人之不得进者，遂构造谤语，指为朋党，先臣与韩琦、富弼皆得补外，所用之人类遭贬逐。当时造谤之人皆欣快相贺，曰：‘且得一网打尽。’此事未远，众人犹知，亦可以为朝廷深戒。”并告诫太后“及论朋党事，系善恶消长”。

范纯仁虽屡在宣仁太后面前宣称“朝廷本无朋党”，反对朝臣动辄以“朋党”、“奸邪”之名攻讦对手，然其在章奏中仍以“君子”、“小人”作为评判人贤否的标准，对“奸邪”的“小人”大加谴责，可见范纯仁并未完全放弃欧阳修《朋党论》中观点，故其所谓“朝廷本无朋党”之说，实为从权之策，以期能“调停”、劝解朝廷上下日趋激化的党争。但在营救蔡确一事上，可见范纯仁对朋党的看法有所变化。

(4)范纯仁营救“奸党”蔡确，并以为朋党起于“趋向异同”，故朝廷“何烦分辨党人”

元祐四年，知汉阳军吴处厚指新党蔡确游安州(今湖北安陆)车盖亭时所赋诗中，用唐代大臣郝处俊谏唐高宗传位于武后之事，乃实影射垂帘听政的宣仁太后，诬为谤讪。于是在宣仁太后授意下，大臣梁焘、言官刘安世等竭力赞之，使蔡确终被流放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后卒于贬所。是即“车盖亭诗案”。对此文字狱，范纯仁始终持反对意见，屡于宣仁太后处劝解、营救，然未果。据《东都事略．范纯仁传》载，此事经过大体如下：

知汉阳军吴处厚传致蔡确安州所为诗上之，为谤讪，台谏趋和，欲致之重辟，纯仁独于帘前开陈：“方今圣朝宜务宽厚，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诛窜大臣。今日举动，宜与将来为法，此事甚不可开端也。”左相吕人防奏：“蔡确党人甚盛，不可不问。”纯仁面奏，以为“朋党难辨，却恐误及善人，此事正宜详审”。继上疏曰：“朋党之起，盖囚趋向异同。同我者谓之正人，异我者疑为邪党。既恶其异我，则逆耳之言难至，既喜其同我，则迎合之佞日亲，以至真伪莫知，贤愚倒置，国家之患，率由此也。至如王安石止因喜同恶异，遂至黑白不分，至今风俗犹以观望为能，后来柄臣固合永为商鉴。今责蔡确，不必推治党人，旁及枝叶。臣闻孔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则是举用正直，可以化枉邪为善人j不仁者自当屏迹矣，何烦分辨党人，或恐有伤仁化。”执事议蔡确责命也，太师文彦博欲置之岭峤，纯仁谓(吕)大防曰：“此路自乾兴以来荆棘近七十年，吾辈开之，恐自不免。”大防不敢言，唯左丞王存与纯仁相协。纯仁与存上前论之益坚，既又上疏极论。……确卒贬新州，纯仁亦力求罢，乃以观文殿学士知颍昌府。

分析上文，颇可注意者有三：首先，范纯仁认为“朋党之起，盖因趋向异同。同我者谓之正人，异我者疑为邪党”，党同伐异，“以至真伪莫知，贤愚倒置”，从而危害国家。此是范纯仁身历党争之酷、之害而得之经验、教训，即所谓“君子”以朋党之罪名驱逐“小人’’出朝，但‘‘小人”一旦得势’同样会以朋党之罪名报复“君子”。为此范纯仁特举王安石“止因喜同恶异，遂至黑白不分”，而“引吕惠卿为大儒，黜司马光为异党”之例以为证明。范纯仁此说与欧阳修《朋党论》“君子有党”而“小人无朋”的观点大有差别。从此后蔡京立“元祐党籍碑”、韩倔胄兴“庆元党禁”等，可见宋代党争中因党同伐异而产生的“真伪莫知，贤愚倒置”之恶果。

其次因“车盖亭诗案”实由宣仁太后所主持，范纯仁虽认为“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诛窜大臣”乃开一恶例，不可“与将来为法”，然亦无法改变太后之意。不过针对左相吕大防“蔡确党人甚盛，不可不问”的说法，范纯仁明确反对道：“今责蔡确，不必推治党人，旁及枝叶。”希望朝廷推行“仁化”，即“举用正直，可以化枉邪为善人，不仁者自当屏迹矣”，而“何烦分辨党人”来扩大打击面，进一步激化矛盾。当时苏轼亦有类似观点：“愚以谓治道去太甚耳。苟黜其首恶，而贷其余，使才者不失富贵，不才者无所致憾，将为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报乎?”范纯仁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为宣仁太后所接受，而主张蔡确之党“不可不问’’的吕大防，亦因范纯仁的劝阻而作罢。对此南宋有人感叹“宣仁性极刚烈，蔡新州之事行遣极重”，而“当时若不得范忠宣救，杀了他，他日诸公祸又重”。

其三，范纯仁认为“朋党难辨，却恐误及善人”，故朝廷为政“宜务宽厚”，以消弭党祸。为此，范纯仁特举宋仁宗消弭庆历党争之事，望太后取法：

恭惟仁宗皇帝政教施设，实帝王之师，从谏详刑，任贤容众，正与陛下今日之政相同。庆历中，先臣仲淹与韩琦、富弼同时大用，欧阳修、石介以夏竦奸邪，因嫉其党，遂大起诬谤，言先臣与琦、弼有不臣之心。欧阳修寻亦坐罪，石介几至新棺。其时朋党之论大起，识者为之寒心。上赖仁宗容覆，使两党之隙帖然自消。此事今以为美谈，陛下闻之必熟，则是仁宗所行，陛下可以取为咸法。

范纯仁所言宋仁宗“容覆，使两党之隙帖然自消”之举，与史实并不甚相符，但范纯仁如此篡改史事’从而与其早年坚持的“我父至死未尝解仇”说法相违，实有其不得已之苦衷。而对于欧阳修在《范公神道碑》中写入范仲淹晚年与吕夷简“欢然相得’’之语的苦心，范纯仁此时当有深切体会。故范纯仁此后屡有“调停”党争之言论，至其所上《遗表》，还要求宋徽宗能“深絕朋党之论，审察邪正之归”。

范纯仁自早年严格区别“君子”、“小人”之党，至元祐年间宣称“朝廷本无朋党”，直至以为朋党起于“趋向异同”，指出朝廷不需“分辨党人”，而希望宣仁太后取法宋仁宗“容覆’’之心，“使两党之隙帖然自消”，从而消弭曰趋激化的朋党之争，进而要求人主“深絕朋党之论”，可见随着北宋中期以后朋党之争日益严酷、危害日甚，范纯仁的朋党观有着很明显的变化。

四

元祐五年中，宰执吕大防、刘挚“欲引元丰党人以平旧怒，谓之调停”。但遭到御史中丞苏辙等强烈抨击，认为君子、小人犹如冰炭薰莸，若起用熙丰“小人”，“必将戕贼正人，渐复旧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祸不足言，所惜者宗庙朝廷也”。其他官员亦有认为“自古君子小人无参用之理”者，故“自是兼用小人之说稍息”，“调停”政策遂作罢。“调停”之举乃吕大防、刘挚所提出，然《元城语录》却云当时“荆公之徒多为飞语，以动摇在位，诱之以利，胁之以祸，无所不至，大臣多首鼠两端，为自全计。吕、范二相尤畏之，欲用其党以平旧怨，谓之调停。差除之际，公(刘安世)与梁焘、朱光庭每极力争论”。其说不然，此时已罢相出朝。但吕、刘施行“调停”之举，确与上一年范纯仁为消弭党祸而营救蔡确，并提出朝廷“何烦分辨党人”的说法有很大关系。

元祐四年“车盖亭诗案”虽以蔡确被贬新州而告终，但其对元祐后期政局的影响却颇为深广。因有鉴于唐代武则天之事，宋代士大夫对后戚干政甚为警惕，故起初吴处厚疏解蔡确车盖亭诗，亦并未引起宣仁太后的愤怒，朝臣甚至有主张处罚吴处厚以戒“告讦”之风者。据王巩《随手杂录》云：当宣仁太后初得“进呈”之吴处厚文字，“特不怒，但云‘执政自商量”’，待此后知有人“极论蔡确有策立功，社稷臣也”时，“始怒焉”，而“遂促蔡相谪命”。即蔡确被贬的根本原因在于所谓的“策立功”，而太后担忧其曰后“妄扇事端，规为异时眩惑地”。”由于宋哲宗不满垂帘听政的宣仁太后尽改宋神宗“熙丰新法”，宣仁太后为此迟迟不还政于天子，并为绝后患，而贬置蔡确于死地。元祐六年，宣仁太后曾明确宣谕曰：“蔡确不为渠吟诗谤讜，只为此人于社稷不利。若社稷之福，确便当死。此事公辈亦须与挂意。”当后来获知蔡确已死于贬所，宣仁太后又对执政大臣说：“蔡确已死。此人奸邪，朋党为害，得它死，是国家福。”可证。然“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诛窜大臣”，进一步加剧了新、旧两党间的仇怨。而宋哲宗对熙丰新法的态度，使熙丰新党重新执政已成为必然之事。范纯仁在蔡确被贬新州后担忧“此路自乾兴以来荆棘近七十年，吾辈开之，恐自不免”，实自有其由。故当时主张蔡确之党“不可不问”的吕大防、刘挚等，至此为消弭或减轻来日党祸，而提出了“调停”之议，但因遭到坚持“君子”、“小人”之辨的苏辙等人竭力反对而“稍息”。

苏辙因攻讦“调停”之说而被擢任参政，而使同称为“君子”之旧党间的冲突更趋激烈。史载苏辙上疏论“调停”之害，宣仁太后“览奏谓宰执曰：‘苏辙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极有理。’是年二月，除尚书右丞”。对于苏辙所为，朱熹曾评价云：苏辙“虽名简静，而实阴险。元祐末年规取相位，力引小人杨畏，使倾范忠宣公而以己代之。既不效矣，则诵其弹文于坐，以动范公。此岂有道君子所为哉!”亦正因为此，宣仁太后便白外召范纯仁入朝拜相，侍御史杨畏连疏上言攻讦，“不听。或曰畏与苏辙俱蜀人，前击刘挚，后击苏颂，皆引为辙道地．太皇太后觉辙意，故白外召用纯仁”。元祐八年七月，宣仁太后又召范纯仁曰：“公父仲淹劝仁宗尽子道，可谓忠臣。公名望众人所归，必能继绍前人。”此时宣仁太后病重，而“上(哲宗)春秋既长，(吕)大防但专意辅导，未尝建议亲政”，使宋哲宗甚不满，故宣仁太后召吕大防等曰：“公等亦宜早求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八月，宣仁太后病卒。于是吕、范二相又用“调停”之说，以适应当时政治形势之变化。对此“调停”做法，因此后有绍圣“小人”借此而得入朝结党为奸、逐去“正人”，而终于酿成靖康之祸的说法，故世人评价大有差异。早在范纯仁死时，因正当宋徽宗惩治元祐党人，故曾肇于所撰《范忠宣墓志铭》中已有所讳避，即截口不言“调停”事，仅载当时“公遇事不苟，同列患之。或讽公再相时，御史尝有言，公即避位，不听，固请，上亦固留之。时上方亲政，于大臣中注意独厚”云云。而王称《东都事略。范纯仁传》隐约将引进“奸人”之罪归于吕大防：范纯仁再相，“于事无所回，同列或病之。会左相吕大防以杨畏为谏议大夫，纯仁以畏非端士，不可。由是乞罢政，不许”。且于《传赞》中称誉曰：

纯仁忠厚仁恕，宰平天下，不澄不挠，人莫能窥其际，而其爱君忧国之心，凛然有仲淹之风。噫!使熙宁用其言，则元祐无更改之患；元祐行其说，则绍圣无党锢之祸。孟子谓“仲尼不为已甚”者，臣于纯仁见之矣。

其评价甚高，但对“调停”事同样讳避之。《范忠宣集》卷十八附錄《国史。忠宣公本传》所云大体同于《东都事略》，但明确指出“宰相吕大防引杨畏为谏议大夫以自助”。

与此相反，一向强调“君子”、“小人”之辨的宋代理学家们大加抨击“调停”之事，且多怪罪于范纯仁。如记刘安世之事的《元城语录解．行录附》即云：“宣仁后晏驾，吕丞相使陵下，范纯仁奏乞除执政，即用李清臣为中书侍郎、邓温伯为尚书右丞。时大臣卒用调停之说，遂有李、邓之除。二人皆熙丰之党，屡见攻于元祐，乃以先朝事激怒上意”。又云：“其后范丞相门人状范公之行曰：‘使其言行于熙丰时，后必不至纷更；尽申于元祐中，必无绍圣大臣复雠之祸。’或以此问公，公曰：‘微仲、尧夫不知君子、小人势不两立如冰炭，故开倖门，延人李、邓，排去正人，易若反掌。调停之说，果何益哉!”。南宋吕中《宋大事记讲义》亦认为：“元祐之所以为绍圣者，始于朋党，而成于调停。夫以君子而攻君子，固必为小人所乘。以君子而与小人共事，终必为小人所攻。”朱熹的批评更为严厉，指出“吕微仲、范尧夫用调停之说，兼用小人，更五分别，所以成后日之祸”，e即北宋灭亡于此肇祸。宋末黄震进而总结道：“宣仁圣烈太后相司马公而天下再安，范纯仁兼用小人，致章子厚、蔡京辈绍述(王)安石，而国家遂有南迁之祸。

宋理学家就“调停”事多指责范纯仁，其原因大体有二：其一是吕大防与理学家关系密切，而范纯仁相对较疏，故其对吕大防之责颇多掩饰。其二，与吕大防不同，范纯仁于元祐间一直主张调和新、旧党之间的冲突以消弭党祸，而反对用朋党之名攻讦异己者’此为理学家们所大不认可。对于范纯仁在“车盖亭诗案”中营救蔡确一事，亦因此被朱熹苛责为是“范公乃欲预为自全之计，是亦未免于自私”，即认为其所主张的“调停”之说，实是范纯仁包藏“自私”之心而“预为自全之计”。

其实，此“调停’’做法，实亦是宣仁太后的意思，宣仁太后再召范纯仁为相，就是要范纯仁主持此事，并“调停’’天子与太后间的矛盾，以使亲政后的宋哲宗对元祐党人的报复不至于太严酷。据稍晚之陈瑾所言，“明道中，仁祖欲率群臣为皇太后上寿，范仲淹谏曰：入主无北面之礼。明肃大怒，而仲淹得罪。元祐中，蔡确之贬，范纯仁以为不可，宣仁大怒，而纯仁得罪。……方刘氏甚危之日，极力救护却是仲淹。以宣仁晚年翻然远虑，复思纯仁。知忠言之有益于国家也”。而“于宣仁有憾’’的宋哲宗亲政后，不管是否有“调停”之事，必然会召用熙丰党人，吕大防、范纯仁不过是适逢其会而已。而宋哲宗任用章惇等，竭力报复元祐党人’从而使“调停’’初衷落空。但元祐“调停”之策虽失败，可其影响并未就此消失，此后每当朝廷党争激化到危及统治稳定时，必定有人提出“调停”之说，如宋徽宗初年的建中靖国时期和南宋“庆元党禁’’时期即是，但亦都因党派矛盾无法缓解而告失败。故范纯仁等的“调停”之说’实是元祐时期社会政治矛盾十分激化后的产物，是为消弭党祸以稳定王朝统治的一项不甚得已的政治措施，故而不能仅以所谓“君子”、“小人”之辨简单否定之。

（作者：顾宏义，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