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初年治学路径由词章训诂解经之习向自抒胸臆释经之风的转变中，范仲淹起着引领风气之先的作用。然而当人们深入考察宋代经学的演进时，有的学者指出：“以范仲淹为中心的一派的学者要以《易》与《中庸》为学问的根本，这一派乃是周敦颐及二程子的先导”；“与范仲淹一派相对立的为欧阳修以《春秋》为中心，与范仲淹一派之专重《易》与《中庸》者，大有差别”。“前一派的目标在于探求仁心的本源”，“讲究所谓穷理尽性”；“后一派的目标在于明示义务的本质”，“讲究所谓大义名分”。后来“南宋的朱熹把这二派加以综合，他遂集了宋学的大成”。这样划分固然有益于加深对宋学的研究，却不可避免地造成对范仲淹思想体系割裂的弊端。事实上，范仲淹对《春秋》学同样有深刻见解和重要贡献，是其复兴儒学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有助于认识范仲淹思想的全貌。
一、复兴儒学精神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儒家文化自孔孟以来就形成“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传道经世传统，士大夫希望通过塑造完整的理想人格对政治生活和社会风貌发挥重要影响。但是，历代儒家学者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由于不同社会提供的历史环境有很大差异，因而在各个历史时期发挥的作用也有很大区别。尤其是唐末五代的武人政治统治，造成文治不兴、礼乐崩溃、士风浇薄、斯文扫地的社会局面，儒学极度式微，士大夫缺乏道德廉耻和忠孝节义价值观念，整个儒士群体的精神面貌萎靡不振。北宋建立以后，惩唐末五代积弊，确立“以儒立国”的治国方略，以保国家长治久安。士大夫阶层苟且偷安、明哲保身的精神状态，显然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迫切需要改变现状，树立一种奋发向上、积极进取、超越个人利益得失和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精神风貌。这一时代精神的核心内涵，就是恢复和光大中国儒学的社会伦理价值观念，实现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高理想境界。在这一时代洪流中，范仲淹站在历史变革的潮头，肩负起历史的使命和时代的重任，成为复兴儒学精神的领袖。
范仲淹虽然出身宦门，但因家庭变故，幼年时历经坎坷，体验了社会底层的贫困和艰难。这种经历使他少年时即崇“尚经天纬地之业”，成为士大夫中问最早具崇高道德理想之人，
“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在应天书院读书时，范仲淹不以贫困为忧，而以刻苦学习为乐，树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理想。他治学博通儒家经典，饱读史书，增长了阅历，磨砺了意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对他理想人格、道德标准、价值观念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范仲淹志向高远，在政治方面的目标是致君于尧舜：“衣黄冕历星辰，白马彤车一百春。莫道茅茨无复见，古今时有致尧人。”这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崇高理想，目的在于实现经世济民、治国安邦的宏伟目标。作为士大夫中的一员，范仲淹对于“士”阶层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深刻认识，明确揭示出士大夫应负的社会责任。他说：
前王诏多士，成以德为先。道从仁义广，名由忠孝全。关禄报尔功，号爵縻尔贤。黜陟金鉴下，昭昭媸与妍。此道日已疏，善恶何茫然。君子不斥怨，归诸命与天。术者乘其隙，异端千万惑。天道入指掌，神心出胸臆。听幽不听明，言命不言德。学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职。节义为空言，功名思苟得。天下无所劝，赏罚几乎息……裨灶方激扬，孔子甘寂寞。六经无光辉，反如日月蚀。大道岂复兴，此弊何时抑?末路竞驰骋，浇风扬羽翼。昔多松柏心，今皆桃李色。愿言造物者，回此天地力。
范仲淹认为先秦时期的“士”注重道德修养，具备忠孝仁义，因而三代社会风俗醇厚，国泰民安。自秦汉以下，儒家之道日益疏远，以致世人对善恶失去判断标准，茫然无所适从。于是阴阳谶纬之术、黄老浮屠之学乘虚而入，导致社会风气败坏，士大夫丧尽节义廉耻。阴阳、佛老之学的盛行，使得儒学更加衰微，给儒家文化带来极大危害。在这样的社会局面下，他发出了惩恶救弊、复兴儒道的呼声，为宋代士大夫的行为和思想指明了方向和归宿。此后，范仲淹对其复兴儒学精神的理想采取行动，通过倡导改革和兴办学校两方面来付诸实践。鉴于这方面研究成果已有不少，这里不再重复赘述。
由于范仲淹的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到北宋中叶以后，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经世责任意识不仅得到发扬光大，而且成为士大夫阶层普遍行为准则。南宋陈傅良对此评论说：“宋兴，士大夫之学，亡虑三变。起建隆，至天圣、明道间，一洗五季之陋，知乡方矣，而守故蹈常之习未化。范子始与其徒抗之以名节，天下靡然从之，人人耻无以自见也，这种积极进取局面的出现，不但是范仲淹提倡名节和以身作则的结果，而且是宋代士大夫希望致君于尧舜而参政议政的反映。朱熹也认为：“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祖宗以来，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诸公，只恁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他回答弟子问“本朝道学之盛”时，更明确指出：“亦有其渐。自范文正公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程神，厥有两端：一日革新政令，二日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页)李存山《范仲淹与宋代儒学的复兴》，《哲学研究})2003年第10期和《范仲淹与宋代新儒学》《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版)})2008年第1期两文也有精辟论述，可以参考。
二、阐释《春秋》经义
范仲淹一向以政治家和教育家著称于世，没有撰写出专门的学术著作，因而在学术史上的成就不为世人所重视。其实，他对儒家经典颇有研究，“泛通六经，长于《易》”。尽管范仲淹关于六经旨义的阐发没有成为专家，在经学史上也不占重要地位，但其经学研究形成自己的路径。最显著的特色，就是不拘泥于对经书的章句训诂，而是通过各种形式的议论文章，揭示六经的大旨和要义，开启了宋代学者治经的发展方向，意义更为深远。关于范仲淹的《易》学研究，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多有论及，故此这里仅对其阐释《春秋》大义的学术见解略作考察，以窥其经学研究的特色和成就。
首先，关于《春秋》一书的性质，范仲淹认为是警策后世的名教之书。他指出：“孔子作《春秋》，即名教之书也。善者褒之，不善者贬之，使后世君臣爱令名而劝，畏恶名而慎矣。夫子日：‘疾没世而名不称。’……人不爱名，则虽有刑法干戈，不可止其恶也。武王克商，式商容之间，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是圣人敦奖名教，以激劝天下。如取道家之言，不使近名，则岂复有忠臣烈士为国家之用哉?”这就是说孔子修《春秋》是通过褒善贬恶警示后世，对世人发挥惩恶劝善的功效。学者只有明确《春秋》一书的性质，才能正确领会经学的旨意，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范仲淹指出：“今褒博者流，成至于道，以天命之正性，修王佐之异才，不深《春秋》，吾未信也……吾辈方叩圣门，宜循师道，粹属词比事之教，洞尊王黜霸之经。由此登太山而知高，入宗庙而见美，升堂睹奥，必有人焉，君子哉无废!”他认为《春秋》是圣人“尊王黜霸之经”，因而研治《春秋》之学就能有裨世道。范仲淹指出：
论者曰：“《春秋》无贤臣，罪其不尊王室也。”噫! 春秋二百四十年，天地五行之秀，生生不息，何尝无贤乎? 当东周之微，不能用贤以复张文武之功，故四方英才，皆见屈于诸侯与霸者之为，而王道不兴，与无贤同，故论者伤之甚矣……唐季海内支裂，卿材国士不为时王之用者，民鲜得而称焉。皇朝以来，士君子工一词，明一经，无远近直趋天王之庭，为邦家光。吾缙绅先生宜乐斯时，宝斯时，则深于《春秋》者，无所讥焉。他认为由于王道不兴，故有霸道之世，东周之微和唐季支裂就是霸道存在的社会基础。在这样的社会里，贤才为霸者所用，不能为王道政治服务，实出无可奈何。范仲淹以知人论世的态度，没有一味指责春秋时期为霸者所用的士人不尊王室之罪，更主要的是感伤分裂割据造成的时代悲剧，庆幸北宋统一给士大夫提供了一个能够在封建皇朝中施展抱负的政治舞台。这样理解和阐释《春秋》大义，超越了前代经学家王霸义利之辨的局限，更加突出了经学的经世致用价值。
其次，对于《春秋》经传的关系，范仲淹主张舍传注而信经书。在《春秋》学发展史上，唐代啖助、赵匡和陆淳等人开始打破汉唐以来治经“疏不破注’’的传统，给研究《春秋》学开辟了一条新途径。然而唐代这股释经新风被视作异端，远远没有成为《春秋》学发展的主流。至北宋中叶，治《春秋》者直抒胸臆而不拘守传注成为时代风尚，而范仲淹则是这一治学风气的最早倡导者之一，对缔造新学风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对于唐人开创的经学新天地不但承认，而且积极表彰推崇这一体系下的学术成果。范仲淹曾经上书朝廷说：
臣伏见故秘书丞、集贤校理朱窠，幼有俊材，服膺儒术，研精道训，务究本源。越自经庠，擢升文馆。力学方起，美志未伸，不幸夭丧，深可嗟悼。窠《春秋》之学，为士林所称。有唐陆淳，始传此义。学者以为《春秋》之道久隐，而近乃出焉。窠苦心探赜，多所发挥。其所著《春秋指归》等若干卷，谨缮写上进，乞下两制详定，如实可收采，则乞宣付崇文院。
正因为他能够接受和继承啖、赵一派研治《春秋》的学风，所以对前人解释《春秋》的附会与错误具有明确认识，敢于针对传统传注提出怀疑与批评。曾经受学于范仲淹的“宋初三先生，之一孙复在往来书信中说：“复不佞，游于执事之墙藩者有年矣。执事病注说之乱六经，六经之未明，复亦闻之矣。”这一说法，可以从范仲淹自己的著作中得到证实。他认为《春秋》三传都存在问题，不尽符合孔子之意。范仲淹指出：“圣人之为《春秋》也，因东鲁之文，追西周之制，褒贬大举，赏罚尽在。谨圣帝明皇之法，峻乱臣贼子之防。其问华衮贻荣，萧斧示辱，一字之下，百王不刊。游、夏既无补于前，公、谷盖有失于后。虽丘明之传颇多冰释，而素王之言尚或天远，不讲不议，其无津涯。”认为《左传》、《公羊传》和《毂梁传》都没有得到《秋》大义，和孔子的思想还有很大距离。后世学者不能探本溯源，导致经学荒芜，治经泛滥无归。因此，必须抛开后世注疏的羁绊，直接回归圣人本意，才能够真正探明《春秋》所蕴涵的儒家之道。范仲淹的这一主张，给当时和后来研治《春秋》的学者以很大启示，对宋代经学研究的路径和理学思想的产生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从而开辟了中国“经学变古时代”，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具有非常深远的历史意义。
再次，关于经学的研究方法，范仲淹主张以“例”治《春秋》。对于《春秋》是否有“例，，的问题，历代经学家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范仲淹承认《春秋》中有“例”，因为《春秋》是孔子因鲁史而作，但又不是完全抄录旧文，而是通过用“例”赋予其褒善贬恶之义。他说：‘‘圣人笔削经史，皆因其IH，可者从而明之，其不可者从而正之，未尝无登降之意也……修《春秋》则因IH史之文，从而明之，有褒贬之例焉。”不但如此，而且孔子修《春秋》的主要成就是通过用“例，，表现出来，因而成为载道之书。范仲淹指出：“盖《春秋》以时纪事而为名也，优劣不在乎春秋，二字，而有凡例、变例之文。”正是由于褒贬之例的存在，才使得《春秋》成为名教之书，可以通过褒善贬恶发挥明世教、正君心的作用，达到天下太平，实现王道政治。这一主张尽管不是范仲淹首创，但因其大力提倡而产生了较大作用，对于两宋《春秋》学的发展至关重要，影响到欧阳修、朱熹一派以书法褒贬研治经史的风貌。
应当指出的是，范仲淹毕竟不是经学家，研究《春秋》的目的不是为阐发经义，而是为其政治变法和学术改革服务。因此，他没有提出系统的《春秋》学主张，形成完整的学术思想，只是利用经学思想来实现倡导“不专辞藻，必明理道”的风气，作为复兴儒学的手段。范仲淹认识到经学对于国家的重要作用，指出：
夫善国者，莫先育才；育才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盖圣人法度之言存乎《书》，安危之畿存乎《易》，得失之鉴存乎《诗》，是非之辨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礼》，万物之情存乎《乐》。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经，则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畿，陈得失之鉴，析是非之辨，明天下之制，尽万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辅成王道，复何求哉!
他希望通过研究六经内容揭明经旨大义，而不是斤斤纠缠具体的章句训诂，与经学家形成显著的区别。范仲淹评价他人的经学成就，也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例如他评论尹洙的《春秋》学造诣，赞誉“师鲁深于《春秋》，故其文谨严，辞约而理精，章奏疏议，大见风采，士林方耸慕焉。遽得欧阳永叔，从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变而古，其深有功于道欤”! 表彰尹洙把《春秋》学大义运用到文章议论中，对宋代古文运动起了推动作用，有功于治道。这表明范仲淹并非把《春秋》学乃至六经视作学者仕进的阶梯，更重要的是强调把经学变成明体达用之学，作为个人和社会增益修养和智慧的载体，为北宋社会树立新儒学道德规范。
三、培育《春秋》学人
范仲淹对复兴儒学精神不仅从学术上加以阐释，而且重视培育经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群体，把复兴儒学精神的事业发扬光大，形成一代风貌。他治学博通六经，“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最著名的事例，就是张载和范仲淹的交往。《宋史·张载传》云：“少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书谒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乃警之日：‘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后来张载成为北宋著名理学家，与范仲淹的引导有直接关系，以至全祖望说范仲淹“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不仅是张载，另外“文正公门下多延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徒，与公从游，昼夜肄业”，相互探究儒学经旨大义，以复兴儒道为宗旨，为宋学的开创和发展做了重大贡献。下面仅以《春秋》为例，考察范仲淹与北宋文人武士的因缘际会，藉以窥其培养《春秋》学人才的学术成就。
作为政治家的范仲淹，在军事方面也有杰出才能，立志靖边报国。他以诗言志说：“太平燕赵许闲游，三十从知壮士羞。敢话《诗》《书》为上将，犹怜仁义对诸侯。子房帷幄方无事，李牧耕桑合有秋。民得祷襦兵得帅，御戎何必问严尤?”范仲淹不赞成将帅一味征伐杀戮，徒逞匹夫之勇，而是推崇古之儒将，饱读《诗》、《书》，运筹帷幄，深明大义。他非常重视《春秋》学对为将之道的价值，在陕西抚边期间曾以之传授勇将狄青。宋人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八记载：“狄武襄公青初以散直为延州指使，时西夏用兵，武襄以智勇收奇功。尝被发戴铜铸人面，突围陷阵，往来如神，虏畏慑服，无敢当者。而识达宏远，贤士大夫翕然称之，尤为范文正、韩忠献、范正献诸公所知。文正公授以《春秋》、《汉书》，日：‘为将而不知古今，匹夫之勇耳。’武襄感服，自勉励无怠，后位枢密。”这表明范仲淹不但研究《春秋》有心得，而且能够用来教育将帅，既可以提高他们的军事水平，又能够培养他们的政治素养，成效非常显著。
范仲淹与孙复的交往，是宋学发展历程中一件大事。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范仲淹掌管应天府学，“常宿学中，训督学者，皆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由是四方从学者辐辏，其后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在这一年里，孙复幸遇范仲淹。宋人魏泰《东轩笔录》卷十四记载：
范文正公在雎阳掌学，有孙秀才者索游上谒，文正赠钱一千。明年，孙生复道雎阳谒文正，又赠一千，因问：“何为汲汲于道路?”孙秀才凄然动色日：“老母无以养，若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文正日：“吾观子辞气，非乞客也，二年仆仆，所得几何，而废学多矣。吾今补子为学职，月可得三千以供养，子能安于为学乎?”孙生再拜大喜。于是授以《春秋》，而孙生笃学不舍昼夜，行复修谨，文正甚爱之。明年，文正去雎阳，孙亦辞归。后十年，闻泰山下有孙明复先生以《春秋》教授学者，道德高迈，朝廷召至太学，乃昔日索游孙秀才也。文正叹日：“贫之为累亦大矣，倘因循索米至老，则虽人才如孙明复者，犹将汩没而不见也。”
范仲淹培养儒学人才，可见一斑。需要说明的是，孙复受到朝廷征召，也是范仲淹援引和举荐的结果。宋彳_宗景祜元年(1034)，范仲淹甫由睦州徙苏州，即希望孙复来讲学。他给孙复写信说：“足下未尝游浙中，或能枉驾，与吴中讲贯经籍，教育人才，是亦先生之为政。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范仲淹又向朝廷举荐孙复，其奏状说：“兖州仙源县寄居孙复，元是开封府进士，曾到御前，素负词业，深明经术。今退隐泰山，著书不仕。心通圣奥，迹在穷谷。伏望朝廷依赦文采擢……孙复，乞赐召试，特加甄奖。庶几圣朝涣汗，被于幽滞。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由于“范仲淹、富弼皆言[孙]复有经术，宜在朝廷。除秘书省校书郎、国子监直讲”。孙复的《春秋》学著作主要有《春秋尊王发微》和《春秋总论》两书，其“治《春秋》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其言简易，明于诸侯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王道之治乱，得于经之本义为多”。由于他对《春秋》殚精竭虑，见解独到，颇为时人所推许。宋人王得臣指出：“泰山孙明复先生治《春秋》，著《尊王发微》，大得圣人之微旨，学者多宗之。以为凡经所书，皆变古乱常则书之，故日《春秋》无褒，盖与谷梁氏所谓常事不书之意同。’’因此，北宋前期孙复的《春秋》学盛极一时。程颢、程颐回顾孙复任国子监直讲时的讲学盛况说：“孙殿丞复说《春秋》，初讲旬日问，来者莫知其数，堂上不容，然后谢之，立听户外者甚众。当时《春秋》之学，为之一盛。至今数十年，传为美事。”可见孙复对北宋《春秋》学的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胡瑗是范仲淹培养和举荐成名的另一位经学家，对北宋学术风气转变的影响更为显著。宋仁宗景韦占二年(1035)，范仲淹在苏州创建义学，延请胡瑗“为州教授，诸子从学焉”。此时朝廷“更定雅乐，诏求知音者。范仲淹荐瑗，白衣对崇政殿……授瑗试秘书省校书郎”学官之职。后来“范仲淹经略陕西，辟[胡瑗]丹州推官”，参议谋划。庆历新政期间，京师建太学，各地建府州县学。范仲淹举荐胡瑗等人充学官，上奏说：“臣窃见前密州观察推官胡瑗，志穷坟典，力行礼义。见在湖州郡学教授，聚徒百余人，不惟讲论经旨，著撰词业，而常教以孝弟，习以礼法，人人向善，闾里叹服。此实助陛下之声教，为一代美事。伏望圣慈特加恩奖，升之太学，可为师法。”于是朝廷下诏湖州，取胡瑗教法颁于学官。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倡导的教育之法并没有被废除，而且随着宋仁宗皇祜二年(1050)至嘉j；占元年(1056)胡瑗任国子监直讲管理太学而更加兴盛。胡“瑗既居太学，其徒益众，太学至不能容，取旁官舍处之。礼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随才高下，喜自修饬，衣服容止，往往相类，人遇之虽不识，皆知其瑗弟子也”。胡瑗治经和范仲淹相似，精通六经，尤长于《易》学。据程颢、程颐后来回忆说：“往年胡博士瑗讲《易》，常有外来讲听者，多或至千数人。”同时，他对《春秋》学也有精湛的研究，撰著《春秋要义》、《春秋口义》、《春秋辨要》，成果不菲。可惜这些著作已经失传，无法窥见胡瑗《春秋》学的全貌。但由此可见他和范仲淹治学声气相通，共同为北宋《春秋》学发展做出了贡献。
欧阳修一向被视为北宋《春秋》学代表人物，也与范仲淹有频繁交往。全祖望把欧阳修列入“高平同调”，说明两人有密切关系。宋仁宗景祜元年，欧阳修致书在南方任官的范仲淹说：“南方美江山，水国富鱼与稻。世之仕宦者，举善地称东南。然窃惟希文登朝廷，与国论，每顾事是非，不顾自身安危，则虽有东南之乐，岂能为有忧天下之心者乐哉!”并且希望“自古言事而得罪，解当复用。远力久处，省思虑，节动作，此非希文自重，亦以为天下士君子重也”。认为范仲淹是士大夫群体的领袖，致以崇高的景仰。两年以后，范仲淹又因忤宰相吕夷简被贬，欧阳修移书右司谏高若讷，指责其趋炎附势，不愿主持公道，诤谏皇帝收回成命。他说：“希文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自三四年来，从大理寺丞至前行员外郎，作待制日，日被顾问，今班行中无与比者。”宁愿自己被贬官，也不愿缄默不言，不敢承认与范仲淹为同道。宋仁宗康定二年(1041)，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即举荐欧阳修任幕职官。他上奏朝廷说：
臣叨膺圣寄，充前件职任，即日沿边巡按。其有将帅之能否，军旅之怯勇，人民之忧乐，财利之通塞，戎狄之情伪，皆须广接人以访问，复尽心以思度，其于翰墨，无暇可为。而或奏议上闻，军书丛委，情须可达，辞贵得宜，当藉俊僚，以济机事。臣访于士大夫，皆言非欧阳修不可，文学才识为众所伏……其人见权滑州节度判官，伏望圣慈特差充经略安抚司掌书记，随逐巡按所典疏奏。
可见范仲淹对欧阳修同样器重，引为同道中人。然而欧阳修为回避范仲淹有感恩之嫌，并未赴任。“公帅陕西，辟[欧阳]修掌书记，修日：‘吾论范公，岂以为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辞不就。”庆历新政失败以后，范仲淹被贬外任，欧阳修多次上疏朝廷，言其不当罢黜，不可听信谗佞之言，希望重新任用范仲淹。例如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欧阳修上疏说：
臣伏见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继而罢，天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贤，而不闻其可罢之罪……昔年范仲淹初以忠信谠论闻于中外，天下贤士争相称慕，当时奸臣诬作朋党，犹难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数人，并在两府，察其临事，可以辨也……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轻矣，愿陛下拒绝群谤，委信不疑，使尽其所为，犹有裨补。
其余奏疏，不再一一缕叙。范仲淹去世后，欧阳修于宋仁宗皇j；占四年(1052)作《祭资政范公文》，又于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作《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表达对这位前辈同道的深切景仰和无尽思念。欧阳修治经，虽没有直接材料证明和范仲淹经学的联系，但大旨并无二致。尤其是对于经文和后人注疏关系的认识，欧阳修和范仲淹如出一辙。他说：“今尝哀夫学者知守经以笃信，而不知伪说之乱经也。”由于历代经学家对经典的解释存在许多误解，已经不符合儒家原始的本意。欧阳修指出：“自秦汉以来，诸儒所述，荒虚怪诞，无所不有。”这样解经导致了经义的隐晦，不符合经典的原意，以至于出现“《经》不待《传》而通者，十之七八，因《传》而惑者，十之五六”的混乱局面。欧阳修提出治经的原则是：“《经》之所书，予所信也；《经》所不言，予不知也。”他的《春秋论》上中下三篇和《春秋或问》，集中代表了研究《春秋》学的成就。其中对《春秋》之例的认识，就和范仲淹相近，只不过将其发展到顶峰罢了。欧阳修“奉诏修《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成为运用《春秋》义例修史的代表作。这种宗经而不惑传注和承认孔子修书用例的思想，体现出北宋学者治经的共同精神。
北宋研究《春秋》学造诣最深的学者当属刘敞，通过《七经小传》、《春秋传》、《春秋权衡》、《春秋说例》等著作的阐发，彻底形成了弃传从经的治学风格。刘敞与欧阳修学术交往频繁，时人以为“刘中原父望欧阳公稍后出，同为昭陵侍臣，其学问文章，势不相下，然相乐也”。
在经学造诣方面，刘敞的研究比欧阳修更有深度。两人时常在一起讨论《春秋》问题，刘敞每每胜过欧阳修。宋人记载说：“庆历后，欧阳文忠以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有抗衡者。刘原甫虽出其后，以博学通经自许，文忠亦以是推之。作《五代史》、《新唐书》凡例，多问《春秋》于原甫。及书梁人阁事之类，原甫即为剖析，辞辨风生。文忠论《春秋》，多取平易，而原甫每深言经旨。文忠有不同，原甫间以谑语酬之，文忠久或不能平。”可见刘敞对《春秋》学的贡献，实际上比欧阳修更大。刘敞作为后辈学者，与范仲淹接触自然没有欧阳修密切，但也还是有一定的关系，不可避免地受到范仲淹学术的影响。他所撰《公是集》中有《贺范龙图兼知延安》、《题浙西新学》、《闻范参政巡西边》、《闻范饶州移疾》、《闻韩范移军泾原兼督关中四路》等诗，表达对范仲淹的崇敬之情。尤其是范仲淹兴学倡教，倍受刘敞推崇：“文翁昔时理蜀土，能令蜀人似邹鲁。范公今者镇江东，亦云教化似文翁。文翁范公本同志，蜀人吴人有殊异。蜀人之先自鱼凫，不闻道德能过吴。吴前泰伯后季札，礼让继为天下师。迄今遗风未全灭，得逢贤侯益昭晰……吴人于今歌且仰，我公去矣安所仿?愿公上佐天王明，姬文孔术从兹行。”刘敞对《春秋》学的经传关系、义例褒贬、尊王黜霸等问题，都和范仲淹具有相似的认识，虽不能直接证明是受到范仲淹的启发和影响，但研究者认为“刘敞的学风正是庆历新政对学人发生影响的反映”，应当说得其大体，可以作为定论。
以上事实证明，从范仲淹到刘敞对于《春秋》学乃至儒家六经的研究，完成了由汉唐章句注疏之学向宋明以己意解经转变的过程。南宋王应麟指出：“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北宋中叶以前，学者研治经学大都遵循“疏不破注”的原则，盲目相信六经及其传注体现了圣贤的思想，不敢表示怀疑，更不敢发挥与传注不一致的见解，极大地限制了经学发展。宋代士大比前代具有更加独立的学术意识和批判精神，形成不惧权威和勇于创新的观念。当学者按照这种精神重新审视前人学说和整理古代文献时，就发现了许多历代学者附会在经文之上的错误解释，不尽符合六经文本的原意。因此，他们屏弃汉唐旧的解经体系，宣称要直接孔孟道统。正如欧阳修所言：“正经首唐虞，伪说起秦汉。篇章异句读，解诂及笺传。是非白相攻，去取在勇断。”叫匕宋中叶以后，学者一方面怀疑历代儒家建构的传统学说体系的真实合理性，另一方面也怀疑古典文献以及后代解经史料的真实可靠性，于是形成一股疑古辨伪的学术思潮，迅速蔓延到全社会。北宋“国史云：庆历以前，学者尚文辞，多守章句注疏之学。至刘原父为《七经小传》，始异诸儒之说。王荆公修《经义》，盖本于原父云。”司马光也形容当时的风气说：“新进后生，未知臧否，口传耳剽，翕然成风。至有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循守注疏者，谓之腐儒；穿凿臆说者，谓之精义。”可见这股学风至北宋中叶非常盛行。当时专恃胸臆解经的风气尽管也存在穿凿臆说、牵强附会之弊，但不是主要方面，其主流乃是打破前人注疏的羁绊，剔除了汉唐之人的谶纬迷信、天人感应之说，还先秦古籍的本来面目。南宋史家陆游指出：“白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说明宋代疑辨学风具有解放思想的作用，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作者:罗炳良，中国范仲淹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