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以一介书生参政践行修齐治平，皆有所成，样样光辉，照耀后世，至高至大，至深至厚。这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所在。

什么是士？孔子回答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见于《论语·子路》。中国传统历史社会称为四民社会，那就是士、农、工、商。由此可见士阶层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

孔子的学生曾子说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孟子说：有一乡之士，有一国之士，有天下之士。由此可见，士阶层实际上就是读书人，也就是所谓的士君子和士大夫。中国传统政治是文治政府，文治政府自然就要重用读书人。读书人参与政治治理就演变成各级官员。曾子给士阶层定位是要自强和弘毅，自强和弘毅已经成为士阶层的一种精神感召。这种精神感召就是士以天下为己任，任重而道远。西方文化也有士这个概念，但是西方的士是为自己，中国的士是为国家和集体。

从春秋战国到秦统一的历史传承之中，士阶层所起的作用无处不在。从荆轲刺秦王中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到西汉时期萧何向刘邦推荐韩信时用了“国士无双”这个词，到唐宋八大家，哪一个都是那个时代的名士。

千古名相范仲淹年轻时在寺庙读书时就胸怀大志。当年宋真宗驾临应天府，满城人都去目睹皇帝的威严，范仲淹却在安心读书，别人好奇地问他为何不去。范仲淹回答道：来日朝堂相见，不晚。

范仲淹当了宰相，正是辽夏相互侵略北宋之时，大宋王朝财政到了崩溃的边缘。宋仁宗起用范仲淹进行改革，范仲淹、韩琦和富弼等提出历史上著名的十事疏。

具体内容如下：（一）明黜陟，即严明官吏升降制度。（二）抑侥幸，即限制侥幸做官和升官的途径。（三）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改革科举考试内容。（四）择长官。即派出得力的人往各路检查地方政绩，以防止冗滥。（五）均公田，即均衡地方官的职田收入。（六）厚农桑，即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七）修武备，即整治军备。（八）推恩信，即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九）重命令，即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十）减徭役。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但是，改革不到一年，遭到了大宋各级官僚的反对。而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大宋开国时就有优待厚待读书人的政策。读书人当了各级官吏后享受特权上瘾，这些上瘾的士大夫阶层和利益集团交集在一起抵制庆历新政。天下之大，有多少读书人是像范仲淹一样以天下为己任？又有多少读书人会像范仲淹一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宋仁宗心里明白谁对谁错，也没有办法，只好宣布下放范仲淹。纵观历史上的重大改革，有一个历史的教训。那就是：不革除冗官冗人，改革难得成功；不改革吏治，任何好的政治主张都难以推行。

范仲淹一生都在干大事。在延安守边关时为张载引路，成就了一代大儒。“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已载入史册。范仲淹在苏州创立义庄制度，同族孤儿寡妇的养与教，费用由义庄公田承担。义庄制度，开始于范朱两姓，后推行于全国。历经宋、元、明、清四代而益盛。在义庄的基础上出现了同乡会馆。

范仲淹也是一位大教育家，支持胡瑗办学，宋朝的四大书院培养了多少名士和才子，扭转乱世，开一代太平。宋明理学的光辉事业就是在书院环境的格局和视野中形成的。胡瑗、孙复、石介、周敦颐、张载、邵雍、二程、朱熹、吕祖谦、陆九渊、王阳明等，哪一个不是让人高山仰止！都称得上大师级人物，让后人羡慕不已。

孔子给士阶层的定位是士志于道，孟子的定位是士尚志，实际上就是要求作为士阶层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圣人又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范仲淹以一介书生参政践行修齐治平，皆有所成，样样光辉，照耀后世，至高至大，至深至厚。这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所在。古人语：文史不分家，文武不分途。但是我们现在的教育分科太专业。除了自身所学的专业之外，社会大众政治、经济、文学、历史、军事等重要性一概不知，真正成了一个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些才是我们知识分子士阶层所要反思的教训。“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中央做出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的批示，这不是正逢其时吗！